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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才读书系列之二
我开始有阅读长篇小说的能力时，中国大地正处在万马齐喑的文革后期，所有文革前出版的文学文艺书籍都被打成“毒草”，成为禁书，在日常生活里很难寻到。如果是年长的朋友们回忆文革时代的阅读，那本被叫作“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肯定是不可能错过的。可我们这些小孩子对“红宝书”却很难产生阅读兴趣。电台广播和大人们经常在朗读毛语录，外面的世界更是刷满语录断章，连上个公共厕所也躲不过那门口上刷着的红色语录，小孩子凭着记忆力好，轻易就能倒背如流，但找不到故事，那些大道理就让人入坠云里雾中，不知所云，小孩子当然无法产生主动阅读的兴趣。
那时母亲任教的学院里，家家都按上面的要求，供着个“宝书台”。我家里当然也有一个。那是母亲用架在门边的一块木板搭出的，上方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木板架上站着《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一类的“宝书”，虽然看上去煞有其事，我却从没见父母将那些毛著拿出来看过，平日里也没见到母亲认真洒扫，这竟成了我少年时代的一个心病。平日里总见邻家小朋友的父母会在餐前带着他们在“宝书台”前念语录，唱赞歌，早请示晚汇报，可转头看到自己家里的宝书台形同虚设，一来二去的，让我对父母暗暗地产生了怀疑。
这也难怪，那时动不动就会听说哪里抓出个“隐藏的特务”之类。对父母渐生的不信任，让我想到的便是“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个恐怖的联想成了我心头的阴云。好在那时虽小，却也还知这绝不可与人云，只能偷偷观察父母的言行，但好像也没发现他们的什么“反动”言行，我才在将信将疑中稍稍松了一口气。想来他们绝对有“反间谍”意识，哪怕在我那样的小孩面前，他们也绝不会随便说话，还经常提醒我“这话可不能出去乱讲”。宝书台平时随便搁着，但单位里可能会不时来检查，还要评比。一到这种时候，各家都会行动起来，洒扫一番，摆正宝书，有时还要换上更新的毛主席像。大家都知道这种细节可不能忽视，弄不好就招来“反革命”的指控，轻则被批斗，作检讨，重则会有牢狱之灾，绝不敢掉以轻心。
家里宝书台上方的毛像，就是在一次抽查前给换成了漂亮的类似绣像的作品。我好奇地看着母亲拿来一块白布，上面翻印了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毛像底版。母亲小心地在底版上涂好胶水，然后将家里织毛衣剩下的深紫色毛线剪碎，均匀地洒在胶水上，待胶水一干，一幅生动好看的毛线绣像就出来了。看着洁白的布面上，戴着军帽的深紫色毛主席，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我对母亲是“隐藏的阶级敌人”的怀疑，倾刻消失殆尽。我欢喜地跑出去，唤来小伙伴一起欣赏。那时红宝书新版的发行绝对是头等大事。宣传阵式浩大，敲锣打鼓。小孩子对这种热闹当然很兴奋。印像很深的一个童年场景，是跟父亲天没亮就进城，早早排在南宁市新华书店门口的长队里，等着抢购新版《毛主席语录》的早晨。具体是哪一年的事情已不可查，但我记得那早晨的霞光，人们口中呼出的寒气，南宁头的断残楼房，街道堆着的碎砖破瓦，那应该是文革武斗后的街区。被打成“牛鬼蛇神走资派”的父亲跟革命小将一样在等着抢购红宝书，今日回想起来有点滑稽。如今再回南宁，当年的新华书店旧址上立起了高高的书城大楼，每次走过，我都忍不住会想到当年蹲在废墟一般的街面上看大人们抢购毛著的情景，不胜感慨。小孩子最想要的当然还是故事。字识多了，就到处想找书看。在当时中国的文学领域，跟“八个样板戏“相配的是浩然大叔的“一本书”，构成了中华大地“八部戏一本书”的奇特历史阶段。作为一个不曾涉世的小小少年，我对浩然书写中国农村从合作化时期路线斗争及乡村里阶级斗争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两部长篇巨制，根本没有阅读理解的背景知识，可因实在没书可读，竟让我生出了巨大的耐性，也赶时髦地追啃起来。
在到处刷着毛语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时代，浩然大叔的书虽然讲的是乡村生活，思想脉络跟我之前看过的连环画《一块银元》《半夜鸡叫》之类确是一脉相承的，重点就是阶级斗争。
《金光大道》写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个叫作”芳草地“的河北乡村在农村土改后进行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过程。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芳草地住着不同身世、不同命运、不同理想和追求的各类农民，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造”运动中，他们面临着来自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生活习性、感情心态等方面的冲击，公有化对他们而言，是或自愿，或被迫，或热切，或痛苦的演变过程，各方角力，互不相让。作为小孩子，看点变得很简单，那就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站在支持拥护党的立场上的就是好人，他们的人设大都是穷苦出身的农民，1949年之前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而坏人就是旧社会里的地主和富农，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对公有化拼死抵抗，想出各种办法搞破坏。小小“芳草地”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由于时代的局限，浩大叔的作品非常脸谱化，好人都品德高洁，连主角的名字都安个“高大泉”之类——高大全的谐音，以示其完美无暇。坏人当然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他们的名字当然很难听，什么马小辫，滚刀肉之类。作为小孩子，这倒也简单直接，读着读着，会觉得自己听听人的名字，看看他们的长相，就有了辨别黑白是非的本领了。
带着从浩然大叔那儿读来的农村阶级斗争故事，我后来随学校到农村学农时，却受到了强烈的意识冲击。眼见贫苦农民出身的住户的各种自私行为，特别无法理解，虽然那些事情小到收了我们的伙食费，却将肉菜等收藏起来不给我们食用之类，但还是觉得跟书里那些品德高洁大公无私的贫下中农怎么也联系不起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叹脑袋太小想不过来。父亲知道后跟我说，你要体谅农民生活的艰难和不易啊。可是我从没有从书里和广播中听说过农民生活的艰难，怎么能理解？再追问下去，父母也都闭嘴了，转而喝令我少乱讲话，小心给自己惹麻烦。对“好人”贫下中农产生了怀疑只是其一，更刺激的是要去发现“坏人”，再看看如何跟他们斗争。在这一点上，同学们都有共识。按毛主席讲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乡村里当然没有例外。各家的阶级成份，早在土改时期就划分出来，甚至是有份额配置的，清楚分明。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家，处于最底层，在乡村里被歧视是轻的，更可怕的是，一有政治风暴，他们就处于漩涡中心，被批斗是家常便饭，甚至会被殴打。地富家庭的儿孙更是无辜，一出生就被划入另册，根本看不到前途，只能互相通婚，将噩运遗传下去。我们被阶级斗争教育种下的对“敌人”的仇恨种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发芽了。我也跟在后面，将“坏分子”跟《金光大道》里的滚刀肉们直接联系起来，觉得应该将他们抓到，监督和批判。所以当听到同学们说找到了村里的地主婆，我赶紧小跑着去看。只见一群小女生竟跟在一个矮小的“地主婆”身后一路喊口号，叫骂“打倒”，“不许乱说乱动”，“搞破坏必败”之类。现在想来，她们当时用的是国语，说方言土话的“地主婆”是听不懂的，但被欺负惯了的地主婆能体察出其中凶狠的气势，只能闷声不响地自顾着走开。小孩子们还不依不饶，跟在后来喊了好一阵口号。当天夜里，大家的学农日记里都记下了这个令人骄傲的“与地主婆针锋相对地斗争”故事，我当然也不例外。只是写着写着，忽然想到父母都出身于地主家庭，那我仍在老家的祖辈，会不会也被人这样批斗？越想越焦虑，安静下来。至于知道外公在文革中被打死在田边，伯父一家给斗得家破人亡，那是多年后的事了。再想起自己参加过喊口号谩骂的乡村老妇，心里生出深深的歉意。读到我喜欢的军队作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已到了文革末期。在我少年时期有限的小说阅读里，它应当算是一部相当有想象力、颇具娱乐效果的名篇。当年的小说简介是这样写的：“《海岛女民兵》描写了解放初期，在海防前线的一个小岛上，一支女民兵队伍在党的关怀、教育、培养下，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英勇坚强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和障碍，粉碎了美蒋匪特、渔霸以及暗藏的阶级敌人的侵扰和破坏，胜利地成长壮大了起来。”不难看出，它的中心思想还是阶级斗争，不过敌人从乡村地主变成了美蒋匪特，这让故事带上了悬疑惊悚色彩。以今日的眼光再看，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它难免有大义至上、主题先行的缺憾，但在当年，对比起浩然大叔那些乡土味儿浓郁又沉重的故事，同心岛上从海面漂来的弃婴小海霞的命运，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好奇心。海霞悲惨的身世、伴着海潮长大的过程、海防上女民兵飒爽的英姿、暗藏的台湾匪特断腿关节上安装的发报机，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全新而极富刺激性的阅读经验。以至有一段时间，我每次见到有腿疾的残障人士，都忍不住要想象他们的关节上是否安装了发报机。就像我的好些同龄朋友们，今天回忆起当年看过《一块银元》里被地主家里用水银毒死的少男少女的悲惨故事，都说他们儿时看到水银温度计都会感到恐惧。这何偿不时代在我们心里刻下的伤痕？
《海岛女民兵》后来因为拍成了电影《海霞》，在七十年代中期到后期曾非常风光红火。美丽的女主角扮演者吴海燕一举成名，一度成为那个年代亿万人心中的偶像，而那电影里的插曲，因为有着与文革时期昂扬激越的战歌迥异的抒情风格，广为传唱。那影片摄制前后甚至引发了权力高层的种种争斗，对此国内媒体已多有报导，而黎汝清先生因此所经历的大风浪，自是可以想见。
跟《海岛女民兵》同类题材的，还有一本姜树茂的《渔岛怒潮》。这本书似乎写得比较早，我拿到它时，它已在文革后期被允许重印。迷上读小说后，我常废寝忘食。弄得父母开始有点不太高兴，特别是父亲。我爱看书，总比整日疯疯癫癫在外瞎玩好，所以从这点上讲，他是高兴的。可他却不愿意见到我痴迷于小说。在他看来，那些革命小说，并不是“有用的书”，他建议我多看看字典、辞典，于是给我买来了一些挺有意思的普及读物，诸如《容易读错的字》《容易写错的字》《成语故事》之类，至于刚恢复重印的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是出一本便给我买来一本，希望能培养出我对科学的兴趣。可我最有兴趣的还是文艺类书籍。母亲虽然比较松些，但也改到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才为我从学院的图书馆里借来大部头的小说。《渔岛怒潮》便是在一个暑假里拿到的。母亲交给我时说，听说这书特别好看，她是登记排队了好久才等到的。
小说的主题当然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背景。主要写的是1947年的国民党军队向山东红区发动重点进攻时，逃亡的渔霸与匪特里应外和，窜回龙王岛进行反攻倒算。岛上渔民与之斗智斗勇，当然是人民赢得了胜利，夺回了龙王岛，再次宣扬了邪不压正。这部小说的概念化痕迹明显淡化了很多，众多的人物形像塑造得生动有趣，故事也编得精采，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畅销书之一。我如今对它印象最深的，便是那里面的寡妇“小白鞋”——她因为常穿一双小白鞋而得名。“小白鞋”的行为诡异，因为她常常要给她躲在地窖里的“鬼”丈夫送饭。那丈夫是一个隐藏的特务坏份子。而事情之所以败露，是因为“小白鞋”开始恶心呕吐，被发现是怀孕了，高度警惕的人们顺藤摸瓜，终于抓到了坏人。这样的情节在今天看起来，幼稚可笑，但在我当年我那样一个对男女之事一头雾水的孩子读来，真是悬念十足、惊心动魄。以一个孩子的口味来说，它实在是比浩然大伯的书精彩多了，我让母亲多借点这类书，母亲说，那要有才行啊。
我那时读得更多的是革命英雄一路的红色传记类作品。《雷锋日记》就不说了，因为毛主席亲自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不仅要读，还买来日记本，也学着写起“革命日记”，想象将来这些日记也会被人“发现”，发表出来，全是英雄式的光辉足迹和思想，成为雷锋那样的全民楷模。可惜很快就发现，自己值得记录的好事和有过的闪光的思想少得可怜，绞尽脑汁也编不出来，就写不下去了。成年后，当听说《雷锋日记》其实是集体创作的结晶，真是长吐了一口从少年时代就憋下的闷气。
《高玉宝》则是母亲很早买给我的书之一。那是书店店员向她推荐的少儿读物。我拿到它的时候，因为已知道那个家喻户晓的“半夜鸡叫”故事，这回发现其实它是这本传记小说中的一个故事而已，便感到十分高兴，快快读完。高玉宝那样一个没有上过学的穷小子，用他从扫盲班里学出来的文字，写出的家史故事相当朴实生动，自然感人。他家里祖孙三代的苦日子，比我听到的那些忆苦报告不知要苦多少倍，读来让人压抑无比。抚顺煤矿上的苦力被日本人活埋的细节，让我长时间喘不过气来，直要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样可怕的时代，真的觉得自己能“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太幸福了。想来这个效果，正是当年到处搞“忆苦思甜”报告的原因吧。
母亲不给我借书的日子，我就在家里翻箱倒柜。父母那时要参加很多学习和劳动，平时在家的时候不多。我下了学，兴致一来，就爬到家里的架床上，一个个的木箱、皮箱翻过去。那时家里竟被学生们来翻抄过，“封、资、修”一路的东西，已难觅踪影。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还是翻到了诸如《欧阳海之歌》、《红旗飘飘》之类的文革前的红色书本。
《 欧阳海之歌》被称为纪实小说。主角欧阳海是湖南桂阳人，出生于1940年，在五十后期年代入伍，去世前官拜班长。1963年11月，他所在部队野营训练经过京广线湖南段一处铁轨时，在列车与脱缰战马即将相撞的危急时刻，他推开战马，避免了列车出轨，自己却被轧断左腿，经抢救无效去世，被追记一等功，成为英雄。他生前所在班还被国防部命名为“欧阳海班”。欧阳海的事迹当年很轰动，他曾在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家里的那本《欧阳海之歌》已经没了封面，却深深吸引了我。前些年看到该书作者金敬迈先生的访谈，他带着一种复杂、忏悔的意思，谈了《欧阳海之歌》的写作过程。这本几乎是新中国历史上销量最多的小说，曾让金敬迈以军内文化高官的身份荣登天安城楼观礼，后又为它备受牢狱之灾。不难想见，书中的很多细节，当年都因政治的需要，完全失实，也许这便是后来将它叫作“纪实小说”的原因。
我曾有朋友说，《欧阳海之歌》是她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一本书。想来跟里面有很多戏剧化的细节描写有关，读上去故事性特别强。在当年同类的英雄故事和广为流传的样板戏里，英雄们多半无父无母，更无爱人亲友，人物除了高大完美之外，看不到他们的七情六欲，我们小孩子还不能知道那就是“假大空”，但也能感知寡淡无趣。相比之下，欧阳海有家人，有小心思小脾气，跟周边的人有思想上的碰撞，虽然也是塑造的榜样，但读上去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少细节还挺有趣味性。比如欧阳海那大字不识一个的乡妇母亲，坐在炕上听解放军代表说，我们解放了，过上了好日子，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她便表现出深深的同情并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将他们解放出来？”这明显的虚构情节，让当年懵懵懂懂的我读来，一直称奇，觉得她不愧是英雄母亲，觉悟够高。开篇风雪中欧阳海跟奶奶拿着打狗棍乞讨的细节，戏剧效果又是那么强烈（据说江青他们的意思是，将欧阳海写成不劳动的乞丐很不好），其实今天想来，湖南那地方是不大可能有那么大的风雪天的。印象很深的还有欧阳海参军到部队后，人家将一条扁担搁到地上问他是什么字，他都说不出是个“一”；还有跟指导员在海边山上的谈话，对四周蓝天碧海、高山松柏环境的描写，也很可读。后来每次出桂北上，过湖南境内京广线上的欧阳海纪念碑时，因为儿时《欧阳海之歌》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我总会对那雕像多看一眼。其实按金先生后来的说法，欧阳海活着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上级认可的听话的士兵。他奋不顾身拉下惊马的事故，曾让他所在的连队受到批评。后来到决定树为典型后，他身后的命运才得到改变。
《红旗飘飘》则是一套丛刊类型的红色书籍。它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传记组于1957年5月开始不定期公开出版发行。体裁包括回忆录、传记、小说、诗歌和日记等；其中一些记载文章还成为许多著名红色文学作品的创作原型。最著名的例子是丛刊第六辑中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写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后来成了著名红色小说《红岩》的原型）印成单行本，几年内印数达328万册。
虽然书中所描写的物事与我的生活完全不搭界，可出于对阅读的饥渴，那些革命者所叙写的神乎其神的长征故事、在白区周旋的惊险回忆，我读得津津有味。这一类书籍，主要的目的是宣传红色英雄如何英勇，为了革命不畏艰难困苦，不受威胁利诱，号召要人们向他们学习。为了突出英雄们的勇敢坚强，对敌人的残酷就烘托得很多，以反衬英雄们的高大英勇。可我从小胆小，又怕苦怕累，这类细节在我读来不仅起不了正面效果，反更胆战心惊。看到书中的烈士们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坐老虎凳，受严刑拷打，还给上电刑，灌辣椒水，甚至要被扔进镪水池，我真的给吓得哆嗦，恶梦连连。我私下盘算，如果自己被抓了去，肯定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会当叛徒无疑。可多年的宣传教育，让我至少也有“叛徒是非常可耻”的思想觉悟，心里特别纠结。暗地里思前想后，认清了自己贪生怕死的真面目之后，最后跟自己讲，看来还是当个普通群众最安全，决不要去投身激进的革命运动，这样从一开始就能躲过被抓后当叛徒的危险。可见这类革命教育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积极作用的。我后来一直都跟各种激进的主流团体和组织疏离，给人以“落后”的感觉，肯定与儿时受过这类惊吓后下定的决心有关。现在看到大陆到处都在提“不忘初心”，我意识到，当个游离在边缘的群众，就是我的初心。它不高尚，但很真实，让人坦然。
我那年第一次去重庆，因为难忘儿时读《烈火中永生》所受的震撼，还特地去参观了当年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令我意外的是，我发现好多牢房里的采光合格局都不错，至于牢中刑具的摆设，则有明显的剧情感，让人将信将疑。而那些洗米煮饭的地方的人性、合理，大大地超过了我的想像，我和朋友沉默着，不再说话。
当年另一本令人印象颇深的书，是我在家里的木箱里翻到的郭沫若早年的回忆录《洪波曲》。记得它是一暗豆绿的封面，深红色的浪花卷向一轮小小的太阳。该书追忆了郭沫若1937年在国民党管制区的经历，以音乐家张曙在桂林牺牲作结。张曙曾有歌颂抗战的著名歌曲《洪波曲》，郭的书题名由此来，意在纪念为国捐躯的战友。
郭沫若那时是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人尽皆知的红色大文豪，地位高不可攀。突然看到他的有过这么一本书，当然很好奇，赶紧翻读。书中主要讲的是他当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文化厅长前后的生活。那样的书，我当时念来绝对是不能完全明白的。可是我记住了他如何认识后来成了他最后一位夫人的于立群女士的那些细节，因为他提到比他小二十四岁的于小姐当时已是电影演员，却穿着蓝色布料衣衫，言谈稳重大方，不带一点时髦女星的浮华气息。后来又提到于小姐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作为一个孩子，看到郭沫若从神坛上走下来，不再是那个只出现在报刊上的高调文化官员，而那类生活细节读来也比那些记录他当着厅长，不时跟这个长官那个政要见面寒暄、周旋的内容要有意思得多，意识到原来这些人也有好玩的一面——那时当然不知有”八卦“一词。至于我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对《洪波曲》印象最深的是，郭厅长在书中提到他离开日本时，为了他当时留在日本的太太安娜和孩子掉了几滴眼泪──可那些眼泪都是假的，不值钱的──郭厅长接着马上又说。可惜我对这样的细节，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书中专门提到过后来成了他太太的于立群女士是广西人贺县人。几十年后，当我在旧金山湾区偶遇郭沫若最小的儿子，在寒暄中说起自己的来处，我注意到在听到“广西”二字时，郭公子那个微微的停顿和片刻的沉吟，也许他想到了母亲的祖籍地。
令人感兴趣的还有郭沫若关于他带着于立群到他过去的“好友”、天津《大公报》驻东京记者、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墓前凭吊的记述。按一般的说法，于立忱是因患肺病，心情忧郁导致自缢身亡的。她的遗书写着这样的话：“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说来也巧，前些年夏坐火车到西雅图去，我在路上消遣时看的几本书里，就有一本是《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这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桑逢康写的书，在谈到郭沫若的第三位夫人于立群时，提到了有关于女士的姐姐于立忱跟郭沫若关系的各种传闻，还转摘了已故女作家谢冰莹1984年6月15日发表在台北《联合报》上的一篇关于郭沫若跟于立忱关系的文章。谢女士在文中言之凿凿：于立忱当年曾亲口向她控诉：郭是“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对她始乱终弃，使她怀孕后又要她堕胎。事隔几十年，谢女士仍激愤无比，在文章里大骂郭大才子是“寡廉鲜耻、人格扫地的大骗子”，直言他应对于立忱女士的死负全责。读来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现在回想，我对传记文学的爱好，很可能跟少时的这些阅读经验有直接的关系。
我开始将这些翻箱倒柜弄出来的书，跟我的一些小朋友们交换。这背着父母的行为，在我的小夥伴中忽然成了一种流行。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青春之歌》跳入我的阅读视野，翻开了革命时代阅读的最刺激一章：——“毒草香花“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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